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驱动增长的传统逻辑正在失效，新的政策主线与产业风口开始重新勾勒中国经济的版图。未来五年，宏观经济如何打破供强需弱的格局？AI泡沫之争持续，投资者该如何进退？技术变革冲击就业的担忧升温，“投资于人”为何变得更紧迫？
围绕这些问题，中泰金融国际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李迅雷，麦格理集团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胡伟俊，华创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瑜以及青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刘晓曙，近期在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论坛的“十五五开局：趋势与前瞻”主题圆桌上展开了深入讨论。
促消费的抓手何在？
《财富》：现在中国经济供强需弱的情况，几乎已经成为共识，促内需尤其是促消费的呼声也一直很高，但是在现阶段促消费的重点到底应该放在供给端结构的优化还是社会保障的完善，各方观点还是有所分歧的，请各位聊聊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如果是前者，供给端要如何优化？如果是后者，完善社会保障的破局点是在哪里？首先请李迅雷老师给我们分享。
李迅雷：现在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前三季度的GDP增速是4.6%，从总量来看，经济还是能够保持平稳的，但关键还是在于结构性问题，而结构性问题也很正常，因为中国改革开放将近四十年了，只要游戏规则不变化，所有经济体就都会出现结构性问题。对于结构性问题，官方的表述是供强需弱，也就是供给能力越来越强，而供给能力为什么强？跟投资有关系，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的投资对GDP的贡献大概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左右，消费的贡献明显是偏弱的，从逻辑上来讲，那就应该要促消费，我们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好，四中全会也好，都把促消费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但是消费要起来也有一定的难度，还是跟居民收入相关，我们也提倡要共同富裕，要增加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但是这方面需要有抓手。投资比较容易有抓手，只要企业家、地方政府、中央财政一起发力，投资就容易被抓起来，长此以往，使得我们的供给能力在不断提高。需求问题跟居民收入紧密相关，所以我希望去年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要编制并实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计划”能够尽快出台及实施，这对改进供强需弱的情况是有好处的。在当前情况下，我觉得重点还是要抓消费，增加居民收入应该要多管齐下。
《财富》：居民收入增长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后面我们有时间再展开讲，下面请胡伟俊老师也来讲讲促消费的问题。
胡伟俊：短期促消费最重要的抓手，在于需求侧。十年前，社会零售可能每年有十个点的增速。近年来放缓明显，但是整个社保体系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以短期消费疲软，主要还是受到房地产的拖累，总需求偏弱导致的。当然在社保方面，特别是对于中低收入和农村群体的社保，有很多改善的空间，值得进一步的推进，但这更多属于结构性政策的范畴。如果要促消费，逆周期的政策和结构性政策应该是齐头并进的，而逆周期的政策，应该起到更大的作用。逆周期政策和结构性政策最大的区别，在于逆周期政策是可进可退的，而结构性政策的特点是很难退出。所以逆周期政策的力度，可以比结构性政策大很多。
《财富》：张瑜老师怎么看？
张瑜：消费在宏观数据中通常是一个慢变量，大部分时间它的波动率比投资和出口要低，但是最近几年我们观察到，消费也出现高波动的迹象，社零数据和消费数据的变化也非常大。消费与当期实际收入有关。从国际经验来看，有几个较为普遍的共识：人均GDP从一万美元向三四万美元迈进，也就是向现代化甚至现代化强国的水平迈进时，居民服务消费的占比是要上升的，商品消费占比是下降的，耐用品消费占比是稳定的，非耐用品消费占比则更大幅度下降。而中国人均GDP现在是1.3万到1.4万美元，从国际上来看正好处于非耐用品消费占比下降的阶段。进一步探究服务消费的绝对额或占比与哪些因素相关，发现消费与收入水平和收入预期的相关性最高。回到当前的现象，我们认为改变收入状况较为复杂，但是收入预期是一个快变量，这一预期可以在一天之内改变，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因此，尽快稳住居民的收入预期，再逐步推动收入增长，是比较务实的政策组合。当下最关键的，是稳住收入预期。
《财富》：是的，收入预期非常重要，不仅关乎在职的人员，也与失业率等相关。刘晓曙老师怎么看？
刘晓曙：我认为促消费的根子在供给侧，我们不仅要加大未来产业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入，更重要的是让传统行业形成新质生产力。消费由两个因素决定：一个是意愿，一个是能力。消费意愿很重要，但是仅仅有消费意愿也不行，核心真正的变量就在于消费能力，消费能力最要紧的是有没有好的收入？收入从哪里来，最近有经济学家说要加大分配制度改革，我们不否定这确实对促进收入有好处，但是这毕竟是“分蛋糕”，再怎么分，总的财富没有增加或者是短期有微量增加，但现在很多民营企业的状况也不好，说白了就是“地主家的余粮也不多了”，怎么分？所以还是要回到收入怎么增长。随着一些传统产业从过去的中心地位逐渐走向边缘，比如房地产，一些新的产业也会逐渐从边缘慢慢成长，比如量子信息技术、脑机接口技术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和能源等，这些产业增速很快，但是在整个经济结构当中确实占比较低。所以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让传统产业新质化，比如江苏镇江有一个丹阳眼镜之都，它就通过引入光刻技术去打磨眼镜，将超薄透镜通过技术改进创造了一个新的赛道，在AI眼镜、新能源车微光学组件找到了新的市场。所以我们当前重点是供给侧发力，特别是传统产业怎么样新质化。
AI泡沫进程到了哪一步？
《财富》：传统产业怎么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也引出我们下一个话题——AI。作为新兴产业，AI已经成为影响宏观经济非常关键的变量，同时AI泡沫之争也在持续，而判断AI泡沫的关键指标之一是企业现金流的情况，请各位老师给出自己的判断，您认为今天AI产业现金流的指标亮的是绿灯、黄灯还是红灯？对于A股投资者来说，又应该如何进退？
李迅雷：现在AI产业现金流总体还可以，还没有到达一个现金流出现崩坏的地步，我觉得还是绿灯。但是它的结构不一样，现在AI产业70%利润是集中在上游，跟当年的互联网不一样，互联网后来的利润主要是到的下游，也就是现在生产铲子的赚钱，挖矿的不赚钱，如果下游持续不赚钱的话，那么上游可能要亮红灯了。现在还是资本开支扩张的阶段，明年资本开支还是会增长，只不过增速会明显放缓。AI对于中国经济功不可没，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的出口以美元计价增长20%以上，这个对今年实现稳增长目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未来尤其是明年资本开支增速大概率会下降，由此也给AI领域上游、中游、下游的利润分配也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现阶段因为资本开支还在扩张，问题不大，未来就看它的传导了。
张瑜：对2000年互联网泡沫，我们也做了复盘，看看能得到什么经验以及这次有何不同。第一点，从当前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来看，比如终端的主要供应商以及零部件供应商等，如果在科网（泡沫）期间也按照现在的各个位置选了龙头公司，这些公司是否有一到两个财务指标，与股价拐点的同步性最好？我们最终筛选出来的结果是两个指标，第一个是自由现金流，第二个是息税前利润。这两个指标变化的拐点，与这些公司在2000年那一轮周期中的股价峰值拐点，前后误差不超过三个月，要么是领先一两个月，要么是落后一两个月。所以现金流很重要。6月以后全球市场科技板块有比较大的波动，市场担心作为全球“现金奶牛之王”的谷歌二季报单季自由现金流转负，这是边际风险溢价上升的核心考量之一。
第二点，这次与科网泡沫期间最大的不同在于，美国在实际产业和金融定价上并非完全垄断。与2000年相比，现在有一个非常复杂的主权因子，主权因子掺杂在这一轮科技的对抗和竞争当中，我们可以通过几个思维试验，得出以下推断：第一，全球不是统一市场，而是分割市场，比如中国的很多模型或者应用可能无法进入美国市场，反之亦然；第二，既然存在分割市场，理论上这一轮最终的估值峰值一定比科网泡沫期间更低，因为当时没有主权因子干扰，任何一家全球头部公司在全球可触达的总需求规模，都显著高于这一轮；第三，这样的分割会使处于AI产业链相同位置的同类公司，不管是挖矿的、卖铲子的还是用铲子的，都可能因所在国家不同而面临不同的估值和走势，即主权因子带来的是正溢价还是负溢价，这也是美光和海力士估值完全不同的原因；此外，这一轮行情并不同步，在科网期间亚洲市场和欧洲市场保持同步，这一轮因为主权因子的干扰而会出现阶段性错位。
《财富》：主权因子确实是很有价值的观察角度，对我们去判断AI产业链的风险和机会都会提供很好的参考。伟俊老师怎么看？
胡伟俊：AI是新兴产业，很难像成熟的产业那样有强大的现金流。对于这样一个新兴技术来说，有两方面很重要：一是融资成本，二是商业叙事。这两方面最近确实有一些逆风，融资成本，全球的国债利率都在上升。商业叙事，我们也看到最近一些头部公司的增速明显放缓，让大家对AI的盈利能力产生一些怀疑。往前看，一是融资成本会不会继续上升，二是盈利增速能不能重新提速，而关键是能不能出现一些商业应用。就像AI在编程上取得突破一样，如果AI能在科技上或在健康上取得突破，那么AI的商业叙事就能获得新的动力。
《财富》：这三个因素值得大家关注。晓曙老师怎么看？
刘晓曙：如果是拿一个放大镜来看AI产业，我们看到上游的算力和光模块的经营性现金流是正的，自由现金流也是正的，所以我觉得是绿灯；对于中游大模型厂商，总体经营现金流基本是正的，但是由于缺乏大场景的普遍商业模式的再验证，所以它目前的自由现金流还是负的，这一块我觉得是黄灯；下游应用方面也是分化的，有些找到了很好的应用场景，经营现金流是增长的，但通常还面临持续性的问题，还有一些可能是PPT型的应用，概念说得多但无论经营现金流还是自由现金流都不太理想，这一块我觉得可能是红灯。
“投资于人”可缓冲AI冲击
《财富》：关于AI泡沫的判断，大家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有一点毫无疑问，从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是现阶段经济转型的一个关键，这又和AI迎面撞上了，AI会持续压缩岗位需求，这会让投资于人的回报被削弱。迅雷老师，您怎么看？
李迅雷：我们一直讲投资于人，但是从资本支出角度来看，好像大部分都是投资于物了，所以理论上是要投资于人，但从操作层面来看，在新技术革命阶段，包括美国现在也是在扩大资本开支，美国过去一直是消费拉动的模式，近年资本开支扩大之后，投资对于GDP的贡献明显增加了。在这个时点上，我觉得要把握好的还是循环的角度，AI要投资，但是要把握好投资的规模和节奏，关键还是要按照新的发展格局，促进内循环、外循环的畅通，现在来看外循环是比较畅通的，但是外循环的畅通得益于外需增加，这又跟AI发展有关系，如果AI发展慢了，导致明年出口走弱，内循环的压力就会加大，所以投资于人要落实到具体的一些项目以及举措上面。201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上就提出要投资于人，一晃11年过去了，理念上我们是对的，但是行动上还是存在一定的失衡问题，所以接下来如何往投资于人这方面去落实，比如增加就业岗位、大力发展服务业、加大社保对我们居民的支持力度，这些都是需要去考量的。
《财富》：在政策推出的时机方面，您觉得有多大的紧迫性，或者说再推迟多长时间负面影响又会比较大？
李迅雷：因为这是一个慢变量，而且这是一个“灰犀牛”，一直是存在的，也很难说它什么时候会出现一个问题，会发生什么风险，但是我们还是要防患于未然，就是早布局总比晚做好。
《财富》：是的。张瑜老师认为投资于人应该怎么做？
张瑜：投资于人贯穿人的全生命周期，全生命周期包括小时候的托幼和生育类政策，然后是教育阶段，为劳动力做准备，还有劳动力的进步和调整，最后是退休阶段的养老托底。两端分别是前端的培育和后端的养老，中间则是劳动力培育和教育阶段。在AI时代这确实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从西方的工业化开始，到我们自己的改革开放，从这两三百年的时间维度来看，整个教育现代化的机制，包括职业培训、技能培训，最初都是为了满足工业化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所以现代化教育的起点大约在两三百年前的英国，这套机制运行至今，已经很久没有改变了。如果AI未来的变化带来真正的智力平权，甚至如果机器人领域发生很大变化，现在的教育体系将面临一个非常急迫的调整。无论中国还是海外，这对教育的挑战是最大的。现在开玩笑说，学校出现了学生不知道学什么、老师不知道教什么的情况，老师用AI布置作业，学生用AI完成作业，老师用AI批改作业，所以我们现在要做好中间阶段劳动力的合理培养。教育涉及两个问题：第一是培养什么样的人，第二是为什么培养这样的人。我们其实都要考虑。
我觉得，两端涉及社会保障问题。随着产业进步、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中的地位会由强转弱，面临压力，这时需要强大的二次分配体系加以弥补。目前，中国确实有制度优势，仍有较大空间。从二次分配的收入端看，2024年我国社保收入、所得税和财产税合计占名义GDP的比重估算为11.8%，美日德韩四国平均为23.6%。我们在“十五五”“十六五”期间逐步补足，这个量是非常大的，所以未来财税体制改革，增设更多具备调节性质的税种，健全税制，大开大合，这是一个调节性质的过程，这个过程应该是解决两端问题更为关键的抓手。
《财富》：您给了一个很系统的解决方案。最后请伟俊老师和晓曙老师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
胡伟俊：我觉得AI技术和投资于人并不矛盾。首先，中国目前在AI的人才优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过去几十年投资于人的结果，这样我们才会在AI领域有这么多人才。其次，技术发展也可能产生新的劳动需求。像办公自动化软件出来的时候，当然降低了很多对白领的需求，但又创造了更多的需求。第三，人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手段，同时也是目的。如果投资于人是投资于人的教育水平、健康水平、福利水平，无论AI怎么发展，投资于人都是有价值的。
刘晓曙：投资于人很重要的一块，刚才张瑜老师也提到了，就是教育和职业培训，这一块在AI时代面临很大的冲击，重点是我们下一步的调整重心，过去教育是以传授知识为主，下一步我们可能要转向知识创造。陶行知有一句话：“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一切都是为了知识的创造，我们在未来产业要加大基础研究、交叉学科研究，在战略新兴领域要加大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对于传统产业有一个新质化的过程，对普通工人要培养驾驭人工智能的能力。最后，所有创新都是既有创造性也有破坏性，包括引发失业、身体不好以及幸福感不强，所以我们还需要出台保障性的政策，包括就业保障、医疗保障等。（财富中文网）